当前，学生拒绝上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拒绝上学行为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5%～28%的儿童。据陈玉霞等人的调查，广州市中小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检出率为22.5%，处于较高水平。拒绝上学行为给学生本人、家庭、社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在国外受到高度重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形成了完善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在我国，拒绝上学行为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对其的预防和干预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导致拒绝上学儿童及家庭不能得到及时帮助，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间，加大了后期干预的难度。儿童离开学校的时间越长，重返学校就越困难。

本研究通过真实记录两个中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展过程，从老师和家长对拒绝上学行为的认知、社会支持、学校处理方式、学生在家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反思。希望相关人员了解拒绝上学学生及家庭面临的困境，为拒绝上学学生提供所需要的帮助。同时，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对学生拒绝上学问题的重视，逐步建立起我国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一、案例一：欣欣

（一）背景介绍

欣欣，女，13岁，初二学生。初二上学期期中考试前，开始出现拒绝上学行为，最终完全不去上学，目前已待在家中两个多月。

父母是内地人，来广州多年。父亲从事对外贸易生意，经济条件好，母亲是全职家庭主妇。欣欣有一个上高中的姐姐，一个上幼儿园的弟弟，全家租住在广州城区一个中高档社区。

欣欣在小学二年级从老家转到广州市区的一所普通公立学校。小学毕业后，升到目前在读的普通中学。该中学位于市中心，学校规模比较小，实行小班教学。因为公立学校是首先满足有户籍学生的要求，没有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要上公立学校不是很容易，因此父母和欣欣对于能上这所公办中学是比较满意的。

欣欣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都比较好。初中的最好成绩是初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在年级排名前十。她喜欢历史、地理、生物，不喜欢数学、物理。

（二）发展过程

升入初二后，欣欣经常向父母抱怨压力大，作业多，比较抗拒做作业，每天拖到很晚才能完成。她对自己的学习状态也不太满意，“不太懂学习方法，学得很累。记忆力不好，容易忘记学过的知识。”

期中考试前一天晚上，“想到明天要数学考试了，觉得自己没复习好，担心考不好，就不想去了。”父亲向班主任请了假，理由是咽喉炎。因为前段时间，欣欣感冒没有完全恢复，总觉得喉咙有异物，不舒服，老想咳嗽。欣欣缺席数学的期中考试，在家休息了一天，她说自己当天没做什么，静不下心来，总是惦记着数学考试。

第二天，欣欣感觉好些，觉得可以上学了。去了一天后，又不去了。“总是觉得自己跟不上，压力大，很累。”之后，欣欣去过学校一两次，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父亲对欣欣的态度比较宽容，他认为既然在学校学习压力大、紧张，就先让她在家里待一段时间。母亲忙于照顾欣欣的弟弟和家人的饮食起居，对欣欣不上学没有多大的异议。

期间，班主任联系过欣欣父亲，希望他能带孩子到心理门诊看医生。父亲带她去看过中医。欣欣在家待了一两个月后，完全不去学校了。班主任打电话通知她父亲，因为孩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上学了，按照学校规定要办理停学手续。对此，欣欣父亲觉得不能理解，但也按规定办理了停学手续，希望能等到欣欣情况好转时再回校读书。

二、案例二：嘉伟

（一）背景介绍

嘉伟，15岁，初二学生。初二上学期开学三个星期，被老师批评后，开始不去学校。目前已经在家待了三个月。

嘉伟父母皆为本地人。父亲年纪较大，五十多岁，长期患病在家，吃低保。母亲四十岁，中专毕业，没有正式工作，在一个小公司做会计，收入不高。由于父亲身体有病，家里的一切事务全靠母亲打理。父亲有一个姐姐，年纪很大，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跟嘉伟家往来较少。母亲有个弟弟，条件一般，住在郊区，离嘉伟家比较远。

嘉伟从小成绩不好。由于母亲很溺爱，造成嘉伟脾气大，稍不如意，就倒在地上打滚。母亲很怕他发脾气，孩子的要求几乎都会想办法满足。嘉伟虽在家里蛮横不讲理，到了学校却胆小怕事。

（二）发展过程

嘉伟从小成绩就不好。小学一二年级，基本能正常上学。到了三年级，由于功课加重，作业多，有时没法完成，害怕被老师批评，不想上学。遇到这种情况，母亲只好买玩具哄，到后来养成习惯，每天都要买了玩具才能去上学。期间，母亲找到老师，提出孩子上学方面的困难，希望老师对他的要求放宽些。老师降低了对嘉伟的要求。到五、六年级时，亲戚朋友都劝说嘉伟妈妈，孩子大了，不能再宠了。于是，遇到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嘉伟妈妈会求助于舅舅。当时嘉伟舅舅未婚，住在附近，有较多时间管理嘉伟，他也比较听舅舅的话，学习也稍微认真些。初一时，舅舅一家搬到较远的郊区，两家往来减少。嘉伟初一有两天没去上学，没有特别的理由。

到初二时，新来了一位数学老师，兼任班主任，对学生要求较严格。开学第三个星期时，嘉伟没及时将老师布置的作业交上去，受到严厉批评。嘉伟第二天就没去学校，也不准母亲向老师请假说明。后来班主任发现嘉伟没上学，与其母联系，并安排两个住在嘉伟家附近的同学去探望嘉伟，做动员工作，鼓励他去上学。第一次，嘉伟还愿意见他们；到后来，嘉伟不开门，也不许母亲开门。多次之后，同学们也都不来了。老师打电话给嘉伟妈妈，希望她带孩子到大医院看心理医生。嘉伟妈妈带孩子去看过几次心理门诊。因为嘉伟不乐意，加上家庭经济不充裕，没有坚持下去。

嘉伟不上学约一个月后，班主任打电话跟嘉伟母亲沟通，希望她能到医院开证明，为嘉伟办理休学手续。嘉伟妈妈于是按学校要求办理了休学手续。

三、分析和反思

（一）相关人员对拒绝上学行为的认知存在偏差

首先，家长和老师不能够识别拒绝上学行为的初期表现。欣欣升到初二时，常常向父亲抱怨“作业多，觉得自己都快应付不过来了”。嘉伟在换新老师之后，也是非常的惧怕。这些拒绝上学行为的初期表现，并没有引起家长和老师们的注意。欣欣的爸爸说：“以为她说说而已，我没当真。”嘉伟的妈妈说：“他在学校一直很胆小，所以我没想那么多。”

老师们对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早期表现也是基本不了解。嘉伟的老师说：“不是很了解嘉伟，印象里他不爱说话，胆子比较小。”对于嘉伟因为自己的批评而不上学，觉得很意外。欣欣的老师也觉得她没来上学，很突然。儿童的拒绝上学行为是一个由轻到重的逐步发展过程，有时会经历几年的时间（如嘉伟，小学时就不想上学）。如果老师和家长具备相关知识，尽早发现孩子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或许能够避免拒绝上学行为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嘉伟小学时不想上学，妈妈通过跟老师沟通，在作业方面对嘉伟放宽要求，孩子上学的压力减小，所以能够坚持上学。

其次，相关人员不了解拒绝上学行为的危害。欣欣爸爸觉得“没啥的，大不了不上学吧”。嘉伟妈妈表示“很担心害怕”，但是也不知道以后会（发展成）怎样。老师们都认为“不上学不行，影响学习成绩。”总之，家长和老师对拒绝上学行为给孩子带来的损害认识不清楚。他们更多关注拒绝上学行为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对学生正常社会功能的损害。

再次，不能全面认识学生不上学的原因。嘉伟的老师认为“就是母亲太宠他了，造成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认为嘉伟不去上学跟自己批评了他有关系，“因为我对每个学生都这样，其他学生都能来，为什么他不能来。”欣欣的老师则觉得“是她个性的原因，她太容易紧张了”。嘉伟的妈妈私下认为“如果老师不是那么凶，嘉伟是可以去上学的。他就是担心去了要被老师批评”。欣欣的爸爸觉得女儿不上学是因为学习压力大。老师倾向于将孩子不上学的原因归结于家长和学生，家长们则觉得是学校或老师的问题。

由于当今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单一的个体或家庭的原因已经不能够解释学生的拒绝上学行为。发达国家对拒绝上学行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综合模式阶段。综合模式理论认为，拒绝上学行为是社会环境、文化、教育体制等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其解决方式也应该是综合的。而目前，我国还处于拒绝上学行为的疾病模式阶段，拒绝上学行为被认为是学生个体或家庭的问题，主要进行单一的心理或药物的治疗。由于忽略了相关社会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二）社会支持不足

两个家庭在寻求有效的社会支持方面都显得很无力。欣欣家是外来务工人员，亲戚们基本在老家。父亲生意上的朋友比较多。在遇到孩子不上学的问题时，欣欣父亲的反应首先是“打电话问我的朋友们，我有些朋友读书多，见多识广，他们会给我建议”。嘉伟虽是广州本地人，但是家里亲戚朋友很少，来往也很少。孩子不去上学，嘉伟妈妈一筹莫展、满面愁容，“我也没啥办法，只能这样（让他在家里待着）。”

对于“想没想到过寻找相关的社会资源帮助孩子”这个问题，欣欣父亲回答：“想过，应该没有吧。”嘉伟妈妈说：“想啊，但是不知道怎样寻找。”两个家庭都意识到孩子需要帮助，但是都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找相应的社会资源，也没有获得社会资源的途径。老师们对于相关资源的了解也是有限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建议家长带孩子到医院看心理门诊。除此之外，他们都表示“不了解还有哪些机构可以帮助到他（她）”。

发达国家针对儿童的拒绝上学行为，形成了由政府、学校、市场和民间组织组成的矫正体系。政府福利部门向拒绝上学学生及其家庭提供福利帮助，并指定专业社工或者心理治疗人员进行辅导。社区通过举办经常性的活动，提供儿童与外界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提高儿童的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促进他们适应学校生活和同伴交往。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教学调整等增加学校吸引力；同时充分发挥心理辅导老师、校医等的作用，为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服务。政府鼓励市场和民间公益组织设计有针对性的项目，参与到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矫正中。通过这样一个完善的体系，为拒绝上学儿童和家庭提供全面的帮助。而上述两个个案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社会支持。学生本人和家庭基本处于孤立无援、独立挣扎的境地，这也是当前我国拒绝上学学生及家庭的真实状况。

在我国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工委、团委、心理援助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可以为学生提供服务。但是这些机构主管部门不同，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较少沟通合作；再加上人员配置不足，现有工作人员专业程度差等，使得它们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何整合现有资源，配备专业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从而为拒绝上学学生提供相应帮助，是政府和教育部门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学校不够重视

两个学生不上学后，只有班主任通过电话跟家长沟通过，学校没有其他领导或相关人员跟两个家庭联系过。关于班主任跟家长沟通的内容，欣欣爸爸和嘉伟妈妈都反映“主要是叫她（他）回去上学”。两个孩子在不上学一段时间后，分别接到学校班主任电话，要求家长到校办理相关手续。

在日本实行义务教育的初期，学生拒绝上学现象非常严重。日本学校采取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在教师方面，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绝对禁止体罚学生，将学校营造为安心愉快的学习场所。对有拒绝上学行为的学生，要求老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为他们提供体贴细心的人文关怀。同时，学校充分发挥保健室、相谈室的作用。对拒绝上学行为初期或恢复期的儿童，由于他们进入教室进行正常的学习有困难，学校将安排他们在保健室学习作为过渡，一直到他们能顺利上学。相谈室是学生遇到困难时可以得到帮助的地方，有专门的老师为学生提供咨询服务，预防问题的出现或恶化。学校通过上述措施，再加上政府和社会机构的积极支持和介入，逐渐控制并降低了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生率。

在上述两个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学校领导和相关人员是缺席的。据了解，欣欣的学校规模较小，没有配备专门的校医，返聘了一个退休医生做校医，有兼职的心理老师；嘉伟的学校有专门的校医和兼职心理老师。从两个学校的专业人员配备来看，政府对学生的健康很重视，投入也很大。然而，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两个学校的心理老师都主要从事其他学科的教学，教学任务繁重，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承担学生的心理服务工作。

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小家庭（包括抚养孩子的父母和祖父母）、大家庭（包括学校老师、朋友等）和第三家庭（包括政府、社区以及其他机构组织）三种家庭的协调作用。欣欣和嘉伟的三种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特别是大家庭和第三家庭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只有三种家庭通力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拒绝上学问题。

（四）学生在家生活缺乏有效监管

欣欣每天睡到很晚，原因是“睡得不好，好像没睡着，总想睡”。母亲在家，可以照顾欣欣的饮食。欣欣多数时间待在家里，基本上什么都不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偶尔会跟着母亲上超市购物。嘉伟的妈妈要工作，早上为嘉伟做好早餐和午餐，然后上班。嘉伟白天睡觉，晚上看电视、玩游戏到很晚，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白天害怕出门，怕被人知道自己不上学。等到晚上，学校放学以后才出门买需要的东西。有个小学同学住在楼下，刚开始，嘉伟还在晚上去他家玩玩，后来也不去了，说是“没意思”。

对于不上学在家的心情，欣欣是挺着急的，每天都想着学校的事情，心里面很慌。嘉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嘉伟妈妈说：“他表面上挺不在乎上学的，其实内心很想去，但是又不敢去。”由于每天待在家里，觉得很烦闷，他时不时会砸东西发泄一下，常常为一些小事跟妈妈发很大脾气。

对于孩子的未来，两个家庭都觉得很茫然。嘉伟妈妈觉得压力非常大，同时也感觉很无力，“不知道，真是不敢去想。”欣欣父亲认为“最好能回去上学，不能回去我也没办法，只能算了”。

与同龄的同学或朋友的交往，是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个孩子离开学校后，缺少跟外界社会的接触和沟通，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极为不利。在家里待了两至三个月后，他们分别出现了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及时改善，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国外研究证明，拒绝上学行为会给成长中的儿童带来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危害。短期危害包括学生压力显著增大、社会疏离、犯罪危险增加、家庭冲突增多、家庭日常功能的破坏、潜在的儿童虐待、家庭经济支出增加等。长期危害表现为：由于升学机会减少而带来的成年期的经济困难、职业和婚姻问题、犯罪问题、社会心理功能减低、焦虑和抑郁状态等。鉴于拒绝上学行为的上述危害，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学生的拒绝上学行为问题，出台了很多与拒绝上学行为相关的法案；建立了完善的学校报告制度，要求学校定期报告拒绝上学学生人数、比例、状态等；建立了由政府、学校、市场、民间公益组织形成的矫正体系。

在我国，由于多种原因，学生的拒绝上学行为往往被生病、转学、出国等所掩盖，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希望本文对两个中学生拒绝上学行为发展过程的分析和反思，能引发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拒绝上学学生这个群体及其家庭的生存现状的关注，从而制定相应措施，预防和干预学生的拒绝上学行为。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课题“广州市中小学生拒绝上学行为的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编号：1201432048）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1.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广州，510180；2.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广州，510370）

本文选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