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人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未来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占据我们精神世界的每个角落。当被要求报告自己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分别进行了多少思考时，人们都说自己思索未来的时间最多[1]。芬兰心理学家Jari-Erik Nurmi最早提出了描述人们未来思考和行动的广泛概念——未来取向，指个体对于未来时间框架的偏好，是个体思考、规划和有意识建构未来生活并赋予其个人意义的过程[2]。未来取向是高中生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他们需要预测自我的未来形象并为未来发展进行储备式学习。未来取向对个体当前的认知活动具有重要的动力引导作用，并促使个体当前的行为服务于未来目标[2]。Nurmi从认知—动机角度提出的过程模型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未来取向理论模型。根据此模型，个体的未来取向包括动机(motivation)、规划(planning)和评价(evaluation)三个心理过程，即人们首先通过比较个人的需要、动机、价值观、期望以及环境中可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来确定自己的目标；然后探索和投入各个目标领域；最后评价目标实现的可能性[3]。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生命意义感作为积极变量再次成为了研究的热点。Lent 曾在美国《咨询心理学杂志》呼吁：“要加强对诸如生命意义等幸福感变量的理解和测量，以促进来访者的成长和康复”［4］。意义治疗大师Frankl 最早提出了生命意义的概念，他认为每个活着的人都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寻求意义是人类的基本动机之一，也是人灵性的一种表达。［5］。Steger 等学者则首次对生命意义感的认知和动机维度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其中认知维度为拥有意义，是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反映了意义体验的丰盈与深刻程度，强调结果；动机维度为追求意义，是指个体试图建立或增强自己生命意义时所做出的积极的、动态的努力，反映了人在追寻意义时的活动强度、活跃度与紧张度，强调过程［6］。
已有研究普遍发现，追求意义和拥有意义两维度之间的相关并不稳定。按照Frankl 的理论，人们通过有意识的探寻去获得生命的意义，意义寻求应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健康的部分，与意义体验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5]。但是，在当今多元文化背景下，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可能表现出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7]，个体可能由于缺乏意义而一直苦苦追求意义感，而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也可能会带来生命意义体验的增加。我国学者张姝玥、许燕在高中生群体中进行的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发现，意义寻求与意义体验两个维度相对独立，互不影响[8]。
关于未来取向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苗淼，甘怡群等人的干预研究初步验证了生命意义感在时间聚焦层面的拓展功能，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均能够预测未来时间聚焦，生命意义感能够通过提升个体的未来时间聚焦，继而促进未来取向应对[9]。张丽娟的研究发现，精神性中的对生命本身意义的体验维度与未来取向总分及因子分相关最高，能较好地预测大学生的未来取向[10]。Jinhyung Kim等研究发现，在涉及未来的规划中，个体与目的或意义相关的活动要多出34%，即个体越是关注遥远的未来，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越强烈[11]。Roy Baumeister等以近400名成年人追求快乐和意义的经历为研究样本，发现，快乐与现实导向的思维密切相关，而意义则与过去或者未来的思考相关，比如祖父母回忆养育孩子的经历或年轻人制定未来的人生目标[12]。由以上得知，生命意义感与未来取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彼此依赖，很多成分存在相似和重合之处。尽管两者关系密切，但查阅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