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wen学派治疗的主要技术包括家族图谱(genograms)、过程质问(processquestions)、关系实验(relationshipexperiments)、去三角化(detriangling)、训练(coaching)、以第一人称分享(taking“I positions”)和故事置换(displacement stories)。因为Bowen式治疗特别强调，不仅要看到自己在家庭问题中的角色，也要看到问题是如何扎根在延伸家庭的历史中的，所以说，评估在这一取向中相当重要/

　　■评估

　　对延伸家庭系统的评估开始于对表述问题的描述和历史回顾。特定的日子确立下来后，接着就确立延伸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关系和事件。下一步就是探索核心家庭的历史，包括父母亲是如何认识的，他们的约会、婚姻和孩子抚养。要特别关注家庭住在哪里和搬家的时间，尤其是如果和原生家庭的所在地相关的话。评估的另一部分就是夫妻的出生、在同胞手足中的位置、孩童年代的重要记忆、他们父母亲过去以及现在功能的全部历史。所有的信息被记录在“家族图谱”中，包括过去三代的历史。

　　图5.1　家族图谱的基本符号

　　家族图谱是个包括所有家庭成员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示意图表。包括年龄、结婚时间、死亡时间、所处的地理位置。用方形代表男人，用圆形代表女人，将年龄写在图形中间。水平线代表婚姻，结婚的时间写在线上，垂直线代表父母和子女(例如图5.1)。

　　使得家族图谱更加形象生动而非完全静态地描述家庭历史的原因是图中包括了冲突、阻断和三角化。例如，叔叔Fred酗酒或者祖母Sophie从俄国移民过来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实，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代际间的情感反应的传递。

　　重要事件的日子，例如死亡、结婚和离婚，都值得关注。这些事件带来的情感震惊波及全家，它可能促进沟通和增强关系的紧密，也可能成为负担，将成员间的情感纽带阻断。家族图谱带来的另一重要信息就是家庭中各个部分的位置。日期、关系和位置提供了一个框架去探索家庭中的情感界限、融合、阻断、重要冲突、坦诚的程度以及现有和潜在的关系。图5.2展示了一些符号，用来表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动力。

　　图5.2　关于关系动力的家族图谱符号

　　图5.3　弗洛伊德的家族图谱

　　三条并行线表示关系非常紧密或融合，锯齿形波浪线表明冲突，点线表明情感疏远，断裂的线表明情感隔离或阻断，三代中的三角模式非常生动清晰，例如下图所示的弗洛伊德的家族图谱(图5.3)。

　　正如大多数取向所表明的，Bowen式家庭评估始于随目前表述的困难而来的家庭历史。治疗师让家庭讲述自己的故事并仔细倾听每个家庭成员对问题的看法。

　　家庭历史使得焦点由有症状的人转移到关系网络中的这个人，以Lang唱don一家为例，意味着不仅要跟Martin谈他在学校和同学的关系，也要谈他和父母的关系。只有将父母包括进来，才能将Martin现有问题放在他的关系情境中考虑。

　　核心家庭的历史开始于父母的相遇和约会：“什么使得他们相互吸引?”“他们关系的早期是种什么样的状态?”“在那个阶段有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是怎样适应这个新情况的?”

　　如果治疗师没有了解这些详细的历史，就可能会忽略一些对解决问题很有帮助的联系。例如搬家或其他一些重要事件，例如丈夫两年前的癌症手术，如果治疗师不问，来访者可能根本不会提及。一个妇女前来寻求个人辅导可能认为有些事情似乎并不值得一提，她说：“我来寻求辅导和我女儿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家庭目前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以及他们要怎样去适应。这些信息有助于认识到这个家庭长期焦虑的深度以及严重程度，是否已经使得家庭不堪重负，或者是否使得家庭已经丧失了适应能力。

　　正如图5.4所示，核心家族图谱只能提供一个框架，还需要增加一些关于Langdon一家很多鲜活的信息。

　　图5.4　Langdon家的家族图谱

　　决定是否将评估扩展到核心家庭之外取决于眼前这个家庭的冲突范围和焦虑程度。以Langdon家来说，父母双方都急切需要探讨他们的家庭背景。

　　为了收集延伸家庭的信息，治疗师需要弄清楚家族中的哪位成员投入最多，因为他或她是理解延伸家庭和核心家庭之间纽带的实质，以及延伸家庭对核心家庭有什么影响的关键。相对来说，发现谁没有介入家庭同样重要，因为与被情感阻断的人相比较，仍旧维持联系的人可能是更大的焦虑来源。

　　■治疗技巧

　　Bowen式治疗师相信理解家庭系统如何运作比任何技巧都更加重要。Bowen自己常常是带着一点轻视的口吻谈起“技巧”，见到有些人依赖刻板的干预手法也很头疼。

　　如果说Bowen式治疗有什么神奇药方———就一个最基本的技巧———过程质问。过程质问的目的是让人沉淀下来，减少反应性焦虑并开始思考，不仅思考别人怎样让他们不快，而且思考他们自己是如何介入这个人际中的角色的。

　　案例

　　来访者是一对夫妻，丈夫在戒酒恢复期中，有虐待妻子和儿女的历史。治疗师问他：“对于你酗酒给妻子和孩子带来的伤害，你有什么感想?”

　　男人承认自己对虐待行为有责任，并看起来真心悔恨。治疗师询问他戒酒的进展，运用过程质问的方法将问题聚焦在理性安排和增强个人责任感之上。例如：

　　“什么使得这一步这么难?”

　　“自尊。”

　　“有什么表现呢?”

　　“我变得很暴躁。”

　　关注这样的系列问题不仅在探索男人的个人进展，也在探索他的问题是如何影响这个家庭的。关系会随着系统网络成形，但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于是治疗师转而开始讨论该夫妻困境中妻子的角色。“所以，你现在愿意对酗酒以及相关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你认为你的妻子赞赏你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进步吗?”几分钟后，又问：“你妻子是否跟你谈过，她对关系变坏也有一点责任呢?”

　　当治疗师询问妻子的想法时，她将话题拉回丈夫做的那些让人烦恼的事情，例如迫使她原谅，还要和她复合。尽管治疗师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她思考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但一开始，还是尽量用同理心来处理她的不快情绪。“所以，他就是不断烦你，想让你回心转意?”几分钟后，治疗师试图让妻子从情绪层面转到理性思考层面。“你能不能将你的想法总结一下———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当妻子再次愤怒并开始责备丈夫的时候，治疗师只是听着。过一会儿他问道：“遭到虐待，你有什么反应?”

　　“我很生气。”

　　“你知道自己是怎样将他惹火的吗?”

　　“不知道。”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

　　请注意，治疗师运用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试图去探索夫妻之间的关系过程，要求双方去思考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自觉，并考虑要怎样承担起责任，使得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些Bowen式治疗师也问问题，但是他们时常挑战、面质和解释。例如，BettyCarter常常问一些设计好的问题，帮助夫妻去了解他们的处境。随后，为了深化过程，加快速度，她会解释什么做法有效，什么做法无效，也会布置一些任务让人们自己从三角化中解脱出来。例如，她会鼓励妻子去拜访她的婆婆，或者让丈夫开始给母亲打电话。

　　Carter最爱用的一招是鼓励人们写信，以讨论家庭中未解决的事务。为了预防信件带来的负面作用，她会让来访者先将信件给她看，帮他们去掉信中过于情绪化以及愤怒的情绪反应。Guerin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Bowen学派，他推进了临床治疗模式，运用特殊技巧应对特殊情况。他将婚姻冲突按照严重程度分为四个阶段，对每个治疗阶段都给出了详细的建议(Guerin，1987)，同时也将他的治疗技巧做出了精确的示范。

　　Bowen提倡“殊途同归”，运用不同的方式是要达到同一个目标。不管治疗涉及了核心家庭、夫妻、个人还是多代家庭，努力的方向在于改变整个家庭系统。

　　Bowen式夫妻治疗。如果可能的话，Bowen式治疗师倾向于会见父母或者夫妻双方。当治疗师加入这对夫妻之间，一个治疗三角就自然形成了。如果治疗师避免偏袒某一方，夫妻将被迫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会谈的情绪气氛应该鲜活到有意义，同时又要冷却到足够客观。这通过问或多或少的煽动性问题，并且调节夫妻之间的互动量来实现。当大家足够冷静时，才能更客观地处理冲突的感受，夫妻也可以更理性地对话。如果感受超过思考，最好问夫妻一些问题，让他们想得多些，感受得少些，对治疗师说话，而不是相互对话。那些为了老问题常年争执不休的夫妻，当他们第一次听配偶跟治疗师说话的时候，常常惊诧地发现这是自己第一次真正在听对方说话。如果你不急着想要如何应对的话，倾听是非常容易的。如果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夫妻冷静下来，那么Fogarty(1976b)建议分别会见这对夫妻(Bowen式夫妻治疗设计用来降低焦虑并培育自我关注)。

　　与一般想法不同的是，夫妻并不能通过谈论问题就进而解决问题。如果让他们运用自己老一套的方式，将责任推给对方，抱怨而不是协商，对话常常是徒劳无功的。改变需要述说和倾听。因为惯常的做法只会看到是对方造成了问题，所以需要帮助家庭成员不仅看到互动的内容，而且要看到互动的过程，看到自己在互动中的角色，而不是单纯地责怪对方，并最后带来改变。

　　Guerin(1971)推荐采用“置换故事”(displacement story)的办法来帮助家庭成员抽离出去看待自己在家庭系统中的角色。置换故事通常是关于有类似问题的其他家庭。例如，一对夫妻忙于攻击对方根本不能听对方究竟说了什么。这时，治疗师说道：“不能让对方听自己的，这种感觉一定很让人沮丧。去年我看到一对夫妻，不停地争吵，根本不能停下来听对方究竟说了什么。最后，我只好将他们分开，单独会见，让各自花上好几次会面的时间去发泄心中的不满，然后，他们似乎才能去听对方在说什么。”

　　置换也被用于设计过程质问以避免激起愤怒和防御的反应。为了帮助他们改变，当来访者处于沮丧和愤怒的痛苦之中时，不要问他们觉得什么时候可以克服这些情绪，而是要让其思考这些情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治疗师可能会问：“你是否认为每个人都能克服这些愤怒和沮丧?”或者，面对来访者的防御机制和不能采取行动，治疗师可能会问：“你认为什么使得这一步对人们来说那么困难?”

　　Guerin也用电影作为置换工具。如果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人们能够对电影有情绪投入，于是电影会对人们有影响，同时人们还能保持足够的客观性。如果距离不够，治疗过程或者是高度共鸣的电影会导致情绪体验而缺乏反省。如果距离太远，例如演讲或者传道的影片常常会造成情感投入和影响的匮乏。Guerin常常选用的电影有《克莱默夫妇》(Kramervs.Kramer)、《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s)、《我从来没有唱歌给父亲听》(I Neve rSang fo rMy Father)等，将它们作为置换工具，用在培训中教授家庭动力以及启发治疗中的家庭。

　　有三角化的理论作为支撑，治疗师努力保持中立和客观。这要求一个理的情感距离，如Bowen(1975)所说，这一点使得治疗师能看到夫妻动力的悲喜剧。尽管我们不能去嘲笑别人的问题，但有时候运用反讽的口气可能比虚情假意的关心(很多时候非常常见)效果更好。

　　去三角化需要冷静的声音去讨论事实而不是感受。这种冷静客观性在Bowen式系统治疗师中通过一系列过程质问的使用来表达和加强———问题旨在切断情绪反应并使得家庭成员可以理性地沟通。

　　当夫妻说话的时候，治疗师关注的是互动过程，而不是讨论的细节。聚焦在讨论的内容上标志着治疗师的情绪纠缠在夫妻的问题之中。当讨论到钱、性或者家庭约束的时候，治疗师很难不被拖进去，但是治疗师的工作不是去解决争端，而是帮助夫妻自己去解决。目的是让来访者在配偶面前表达自己的意见、想法和观点给治疗师。如果一方开始哭，治疗师还得保持冷静并询问什么促发了眼泪。如果夫妻开始争执，治疗师要更加积极、冷静地质问一方，然后质问另一方，聚焦于他们相互的想法。让他们用一分钟去描述具体的事件是最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情绪化并给理性留出空间。

　　尽管Bowen认为保持严格的中立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他的追随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明确指出不平等的存在相当重要，即使夫妻没有提及。Betty Carter通过提问使性别不平等浮出水面，例如在家庭中谁负责做什么，夫妻中每人每天花多少时间照顾孩子。她询问夫妻双方各挣多少钱。当这些普遍的不平等浮现出来之后，她问：“你认为这些因素在做决定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互补性的隐喻有助于说明在家庭互动中潜在的过程。例如，Fogarty(1976b)运用“追逐者逃离者”(pursuer-distancer)来描述夫妻之间的动力，一方越追逐———要求更多的沟通和归属感———另一个就会逃得越远———看电视、加班或者和孩子出去玩。通常，夫妻追逐和逃离的领域有所不同。丈夫常常在情感上疏离但是在性上追逐。Fogarty提供的策略就是，“不要追逐疏离者”。相反，帮助追逐者探索他或她内心的空虚。“除了那个人之外，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对于治疗师而言，不要追逐疏离者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人强迫他，疏离者反而更容易回归家庭。

　　为了强调客观性的需要，Bowen将治疗师当成“教练”或者“顾问”。他并不是让治疗师冷酷或者冷淡，他只是强调中立以避免三角化。用传统的术语就是“控制移情和反移情”。正如分析师可以自我分析一样。Bowen式治疗师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反移情。于是，Bowen认为个人在家庭中自我分化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被夫妻情绪三角化。Guerin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家庭概念建立真正的理解，并将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家庭中去(Geurin和 Fogarty,1972)。

　　为了帮助夫妻实现自我分化，治疗师采用第一人称的说话方法非常有用(Geurin，1971)。在论及与家庭的关系的时候，治疗师越多使用第一人称的说话方式，家庭成员也就越容易渐渐定义他们与家庭的关系。渐渐地，家庭成员学会冷静地表达想法和信念，并在不攻击他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也不会因为对方的反应而过于沮丧。

　　当一方变得自我分化时，另一方可能会觉得失去平衡并想竭力维持现状(Carter和Orfanidis,1976)。如果情绪反作用力渐渐平息，没有变得屈服或者敌对，那么双方可以进入一种高层次的自我分化。这个过程的进展是缓慢的，夫妻间的转变也通过分分合合来实现。最终，当每个人都成为相当晚上的自我时，会相互关心和尊重，而不是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喜好来行事。

　　在双方自我分化的进展带来足够的和谐之后，Bowen教授夫妻情绪系统是怎样运作并鼓励他们去探索和原生家庭的关系(Bowen，1971)。让夫妻做好心理准备的要点是，他不是询问他们各自的家庭情况。当父亲认识到现在的家庭问题和过去的家庭问题和过去的家庭经验相关的时候，将焦点放在原生家庭就显得水到渠成。

　　例如，以为妇女受困于情感追逐者的角色，这时可以询问她和父亲的关系，并将这一关系与她和丈夫现在的关系进行比较。如果让她全身心投入丈夫和孩子的行为改变变得可行的话。治疗师或许可以鼓励她去接触原生家庭中情感疏离最远的成员，通常是她的父亲。这个做法不会使得她从一种依附转为另一种依附，但却能帮助她理解内心深层的需要是来自心底未完成的事件。理解并开始认识到自己原生家庭的令人不满的渴望，常常会帮助一个人建立当下更加平衡的关系——开始更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需要。

　　Kerr(1971)建议当讨论核心家庭的关系问题时，治疗师应该时而询问原生家庭的类似问题。如果家庭成员能够认识到自己再重复过去的模式，就更能认清自己的情绪反应。近来，Nichols会见了一对对于患心理疾病的青春期女儿束手无策的夫妻。尽管女儿情况恶化且不可控制，母亲还是很难接受让她住院治疗。当询问她的母亲过去遇到类似问题会怎么做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她那吃尽苦头的母亲是多么天真以至于根本想不到要改变，“不论她自己或其他家庭成员要受多少苦”，顿时一目了然。

　　在从短期转向长期治疗的过程中，会需要更多说教性质的教诲。家庭系统理论的知识帮助人们探索固有的旧模式，然后才可能给自己松绑。当努力去消除紧张的时候，这些信息非常有效，但当夫妻处于焦虑和冲突的过程中时，试图传授这些信息则会变得有些冒险。在那时候，冲突中的夫妻易于扭曲任何关于家庭系统是如何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的说法。因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对方全错、自己全对，所以治疗师的话会被“听”成支持还是反对他们。但当冷静下来时，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全对、对方全错，才能受益于说教性质的教诲。在理解了系统理论后，他们都认识到自己还需要和原生家庭进一步自我分化。在治疗、培训过程中，Bowen认为不经常的会面不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是最理想的(1976)。将会面减少常常会迫使人们变得更有资源。

　　Bowen式个人治疗。Bowen个人的成功在于从他的家庭中自我分化出来，使他确信有很强动机的单独个体是改变整个家庭系统的支点(Anony唱mous，1972)。随后，他将针对个人的家庭治疗作为实践的重要部分。他将这一方法运用在夫妻中的一方(另一方拒绝参与治疗)或者单身成年人(父母住在外地或者是父母不能来参与治疗)身上。除了这些需要个人努力的个案，Bowen还大量运用该手法进行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的培训。在做夫妻治疗的时候，当他们的焦虑和症状消退之后，对于延伸家庭的工作也是一个重头戏。治疗个人和治疗夫妻、家庭的目标一样：实现自我分化。治疗个人时，焦点在于解决延伸家庭的神经症模式。这意味着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家庭视为个人而不是情绪指控对象，学会观察三角化中的自己，最后，帮助自己去三角化(Bowen，1974)。

　　与父母之间未解决的情绪依附的程度说明了没有实现自我分化的层次。如果自我分化程度越低，就越需要治疗师付出大量的努力使得来访者建立自己的情感距离：不论通过防御机制，还是通过空间距离。如果和父母间存在着轻微的焦虑，他或她可以通过保持沉默或者回避交流的方法来应对，如果焦虑上升到一定程度，他或她可能会觉得需要走出家庭甚至离开这座城市。然而，即使他或她逃离家园，但是情绪依附情况还是和那些停留在家中运用心理疏远机制去控制依附的人非常类似。他们会从接触中退缩，渴望亲密但又不能处理亲密。当在另一种亲密关系中紧张提升的时候，他们又会退缩。

　　情感阻断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是否认家庭的重要性;二是夸大自己独立的积极面。情感阻断的人们鼓吹他们的解放并减少和父母的接触。与情感阻断相反的是，在一个开放的关系系统中，家庭成员拥有真实但不是限制性或者情绪化的接触。Bowen治疗是为了增加与延伸家庭的联系与亲密感。实际上，Bowen发现将延伸家庭拉入治疗效果常常好过只关注核心家庭(Bowen，1974)。

　　在延伸家庭中实现自我分化的两个先决条件是：一、拥有家庭系统如何运作的知识;二、拥有想要改变的强烈动机。如果缺乏具体的问题，是很难针对家庭关系进行辅导的，很多人聚在一起，冲突会此起彼伏(Carter和Orfanidis，1976)。一旦问题冷却了，他们会放松点。当问题再出现时，他们才会再次想到寻求改变。

　　一个人如果准备更了解自己的家庭，常常知道要从哪里去看。大多数家族中有一两个“包打听”，知道人与事的来龙去脉———他们或许是终生未嫁的姨妈、族长，或者是以家庭为中心的表亲。给这些家族“保管员”打电话、写信，或者亲自拜访更好，就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有一些常常出乎意外。

　　收集家庭信息是通向自我分化的非常重要的第二步，进而有可能与尽量多的家庭成员建立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与他们接触并私下交谈，而不是谈论其他人或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果这听起来很简单，就让他们尝试去做。当与特定家庭成员谈论私人话题时，大多数人都会感到一点焦虑。当这些发生时，我们总是试图退缩，不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都要将另一个人拉入三角化当中。逐渐地，这样真正的私人谈话时间会延长，也会促进关系，帮助实现自我分化。

　　与延伸家庭中的成员建立个人间的关系常常会带来巨大的益处，但是必须经历一个相互欣赏的过程。在这个逐渐开放和深入的过程中，你会明白这个家庭的情感动力。一些家庭三角化一目了然，另一些则要费心去观察。通常只能关注到表面的三角化，因为我们常常情绪过于投入而不能做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很少人能客观看待自己的父母。他们要么与其在情感上愉快地融合，要么很不舒服地做出情绪反应。常常做一些家庭访问，有助于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观察者。

　　很多对家庭的习惯性的情感反应阻碍了我们理解和接受他人的能力，更糟糕的是，使得我们不能理解和控制自己。当事情变糟糕的时候，变得愤怒或者是责备别人非常自然。然而，一个自我分化的人能够退后一步，控制情绪反应，并思考怎样去改善。Bowen(1974)将此称为“超越了责备和愤怒”(getting beyond blaming and anger)，并认为如果一旦从家庭中学会这种能力，将其用于处理情绪的缠结，会受益终身。

　　最后，分化的自我需要认清你参与的那些人际三角关系，并从中挣脱出来。这个目标是让人们不要搬弄是非，或分派别，或反唇相讥，或自我辩护。Bowen建议在家庭冲突发生时是训练自己的最佳时机，且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

　　图5.5　跨代三角

　　最常见的三角始于父母和孩子。假设每次探访亲戚的时候，妈妈都站在你这边并开始抱怨父亲。或许有人向你吐露秘密的感觉很好。或许你开始幻想要解救父母，尤其是你的母亲。实际上，这个三角对三种关系都是破坏性的：你和父亲;父亲和母亲，还有你和母亲。在三角中，一对之间变得紧密，另外两对就会变得疏离(图5.5)。同情母亲意味着疏远你的父亲。这同样使得你母亲抱怨，但她不会去做任何事情改变和丈夫的关系。

　　最后，尽管这个三角给你一个和母亲很亲密的假象，但这种亲密同样是破坏性的。即使你帮助父亲辩护也于事无补。你越想离开母亲去更接近父亲一些，他们间的鸿沟就越深。只要三角存在，私人和公开的一对一的关系就难以建立。

　　一旦认识到三角化的破坏性，你就能制定行动计划，而不再参与其中。最基本的想法是去做任何事情，让另外两个人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关系。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去建议他们怎么做。在上面的个案中，你可以直接建议母亲将她的想法和父亲谈，或者拒绝听她的抱怨。可能更有效而间接一些的方法，就是告诉父亲，他的妻子对他有什么抱怨，而且说你不知道，她为什么不直接对他说。她可能很恼火，但不会持续很久。更迂回的策略是将母亲的抱怨进一步夸大。当她说他不太整洁时，你就说他简直就是个懒汉;当她抱怨他不够体贴时，你就说他简直根本不关心她。一来二去，她就开始为他辩护。或许她决定去跟他当面解决自己的抱怨，或者即使她不这样做，但你至少从三角中挣脱出来了。

　　当开始注意到三角化时，你就会发现它们普遍存在。最普遍的例子就是抓住同事抱怨老板;告诉别人你的伴侣不了解你，不让你的配偶和孩子接触，看电视而不跟家人说话。从三角化中挣脱出来不容易，但回报是巨大的。Bowen相信一个独立分化、自主的自我需要与原生家庭建立开放的关系，并停止参与三角化。这种回报不仅在于可以丰富这些关系，也能加强你和其他人接触的能力———例如朋友、同事、病人、你的配偶和孩子。此外，如果保持情感联系，但是改变你过去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维持这种改变虽然给家庭带来一些改变的压力———但是家庭最终会做出调整来顺应你的改变。

　　遇到一些阻抗是意料之中的，特别针对一个人采取的行动方向不被其伴侣、父母、同事甚至其他人赞同的时候。这些阻抗是由对关系平衡的威胁形成的，并设计用来保持平衡(Kerr和Bowen，1988)。

　　一些有效的阻抗家庭让你变回无效但熟悉的过去模式的指南由Carter和Orfanidis(1976)、Guerin和Fogarty(1972)以及Hertz(1991)等列举出来。Lerner写了两本奇异的书，《愤怒之舞》(TheDanceofAnger)和《亲密之舞》(The Dance of Intimacy)，教你如何通过解决自己的情绪敏感进而处理家庭的压力。

　　重新进入原生家庭是打开紧闭之门的神奇钥匙。有的时候需要去探访。另一些时候，只要提出那些沉寂的事件，系统的情绪被搅动，就会启动蛰伏的三角。如果你不能不顾父亲的退缩而向他靠近，那先走近与他亲近的人就启动了一个三角。如果你和父亲单独在一起很紧张，那就花一些时间和母亲单独在一起。这可能使得他希望可以拥有同样的时间来和你相处。

　　在重新进入的过程中，最好在改变有冲突的关系之前先打开紧密的关系。不要一开始就试图解决你和母亲之间的战争。开始应先寻找一个长时间没有联系的兄弟姐妹或者表兄弟姐妹。处理个人之间的事务，但要避免彼此胶着的冲突。如果你和家庭中的联系是惯常的、可以预测的，试图去做一些创新。那些尝试用解决冲突之外的新办法去处理家庭关系的人，就像奔放了崭新的学术兴趣，会给自己、家庭系统以及他在辅导中的进展带来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