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常能听到来自他脑袋里的声音（幻听是精神病人的常见症状之一，尤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译者注）：有一个名叫“蒂德斯”的声音会在谈话时硬挤进来，道些欢乐的感叹和奇怪的谬语；另一个名叫“血兽”却凶蛮得多——它会冲我的父亲吼叫，命令他去做些失当和不为社会认可的事。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为这些声音所困扰；是它们使得他不能过上常人的生活。因此，我深知精神疾病给人带来的伤害和它所带来的社会歧视，这也是我对下面这些研究很感兴趣的原因。
在这个工业化的社会里，大约每25人中就有1人罹患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中有近半数人会在一生中多少体验到某些精神病症。其中很多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郁症（也称双重情绪失调，是一种情绪在躁狂和抑郁之间摇摆不定的失调症——译者注）和发展障碍（比如自闭症），都至少是部分遗传自我们的父母。如果这些精神疾病当真降低了人的存活几率，那么自然选择必已将它们消除干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它们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仍然居高不下。
有人说，这些精神病“基因”自有它的好处——要知道，“精神疾病”和“天才”之间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某种关联。而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古学家潘妮·史碧金斯（Penny Spikins）的研究则更进一步。她相信，精神疾病以及自闭症一类的精神障碍的发病率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是因为过去这些精神疾病对于古人类是有所助益的。“我认为，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能够打败其他早期人类、成功生存下来，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愿意接纳那些思维与常人不同的人——比如罹患自闭症或精神分裂症者。”
根据史碧金斯的说法，这种宽容接纳使得那些促使大脑多向发育和引发精神疾病的基因得以迅速传播，刺激变革的过程。“在某一阶段，我们的祖先开始发展出一些非常复杂的情感——比如同情、感激和钦佩。”她说，“这些情感帮助他们接纳和宽容那些拥有异常头脑的人。”而由于能够包容这些非正常思维的独特能力，早期智人更具创造性和适应性，并最终在与其他古人类的竞争中生存下来。
虽然考古学只能提供间接证据，但是基因学的新发现却大大支持了史碧金斯的假说。研究证明，一些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恰在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播，也正是它们让智人获得了一些其他古人类所不具备的能力。这一切让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今社会中，我们是否应当更加珍视那些像我的父亲一样罹患精神疾病的人？
我们的远古祖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重那些异常头脑的呢？史碧金斯认为，答案存在于考古学资料所记录的激进变化之中（《剑桥考古学期刊》，19期，179页）。让我们先来看看石器时代。最早的石器出现于距今260万年前。那时的石器还非常原始，其发展也很慢。在石器出现之后数百万年间，我们的祖先仅仅制造出了一些手斧、刮削器和石矛。然而，在距今大约10万年前发生了一场技术革新——大量新颖、奇巧的器物被制造出来。史碧金斯说：“我们在考古学资料中发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工具制作越发精细，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总的来说，工具越发趋于某种标准样式（在使用石器的反复过程中，古人类通过经验总结，逐渐发现各种石器工具如石刀、石斧等都有一种最佳的形状，使用起来效率最高，于是这种形状就被固定下来，形成某种石器的标准样式——译者注）。”这一场技术变革对人类的影响巨大。比如说，抛矛、弓箭和鱼叉的发明让猎手得以从更远的距离攻击猎物，这让猎取更富攻击性的动物成为可能。
自闭症的优势
史碧金斯认为，这场工具技术革新的诱因很可能是古人类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那些有泛自闭症症状的人。她解释道：“我并不是说那些没有自闭症的人不可能理解这些技术；我只是认为，这场技术革新更可能是由那些拥有强大的系统组织能力和独特的微观视角的人引发的。”史碧金斯也指明，包括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在内的其他古人类始终未能展露出在工具制造上的创造力，他们制作的工具也从未追及我们的祖先造物所达到的复杂程度。
考古学家又发现，在艺术创造领域也曾有一场爆发式发展在和工具革新大致同时进行。其滥觞发源自贝壳项链和珠串，骨头和石头上的装饰纹路，以至于之后的雕刻艺术和简单乐器。到了距今3.5万年前，晚期智人（属于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其主要解剖学特征与现生人类接近，生活在距今10万~1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译者注）已经在洞穴墙壁上画出了栩栩如生的动物和人的形象。伦敦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注意到这些洞穴壁画和一些有学者症候群的自闭症患者所作的图画惊人地相似（《剑桥考古学期刊》，8期，165页）。史碧金斯说：“这些写实主义的艺术品（与其说洞穴壁画的画风是像达利一样的抽象风格，毋宁说其是像达芬奇一样的写实风格。近年来的DNA研究逐渐证明，洞穴壁画中的那些我们过去认为是来自于远古人类想象的生物确实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译者注），其精细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它们的出现，很可能与人群对自闭者的接纳有关，因为自闭者正是一群拥有这类绘画所要求的特殊专注力的人。”
关于原始宗教和神灵崇拜的证据也发现于这一时期。有一种假说称，那些似乎包含了更多隐喻、宛如梦呓的洞穴壁画很可能是巫师（萨满）所作。史碧金斯相信，这一群人在当时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她说：“我认为，正是巫师通过神话、仪式和对神灵的信仰，促进了人群的聚集， 帮助人们去了解他们所在的外部世界。”而在现代尚存的狩猎采集型社会里，巫师也是一群异于常人、充满创造力的人。他们有时还会陷入幻觉。其中更有一些人有精神分裂的症状——比如幻听或其他精神障碍。“如果用现代诊断精神疾病的标准去看，我认为我们可以肯定，大多数的巫师都有某些情绪障碍——很可能是躁郁症。”《洞穴壁画与人类性灵》（Cave Paintings and the Human Spirit, Prometheus, 2009）一书的作者大卫·惠特利（David Whitley）如是说。
美国盐湖城犹他大学的人类学家亨利·哈彭丁（Henry Harpending）却认为史碧金斯的观点似是而非。“她关于工具标准化和艺术细节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精神障碍是否当真通过了“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呢？“也许罹患躁郁症的巫师确实能够将人群聚拢在一起。但是首先，他们自己必须要生存下来，繁殖后代。”他说，“至于精神分裂症，从我们掌握的当前工业社会的数据来看，我们已经知道其对健康祸害无穷。”英国爱丁堡大学学者卡其奥娜·皮卡德（Catriona Pickard）认为，也许非正常思维能力曾确实有益于我们的演化，但是它们更像是在复杂大脑的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糟糕的副产品（《剑桥考古学期刊》，21期，357页）。
但也有人辩称，现代社会并非一个研究古代的好样品。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的人类学家本杰明·坎贝尔（Benjamin Campbell）说：“与现代大型社会相比，在小型狩猎采集型社会里，古怪的行为更有可能被接受，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各不相同。”他支持史碧金斯的观点，认为复杂的情感——比如“同情”——将我们与其他物种区分开来。“现代人（晚期智人——译者注，下同）因此能够理解并接受那些拥有异常思维的人，并且让这些特殊能力得到持续发展。”他如是说。当然，考古学并不能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基因学研究正在为这一理论添砖加瓦。在去年，对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排序证明，其与现代人类基因的相似度大约为99.8%（《科学》，328期，710页）。这并非什么大新闻，因为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拥有共同的祖先，直到50万年前彼此才分道扬镳。但是波士顿哈佛医学院遗传学家大卫·里奇（David Reich）指出了我们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一些关键的不同之处。他说：“我们发现，尼安德特人携带的AUTS2，CADPS2和NRG3基因与现代人类的略有不同。”AUTS2和CADPS2基因与自闭症有关，而NRG3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然而里奇也提到，至于这些不同之处是否曾经影响我们祖先的思维呢？这一点尚未定论。
尼安德特人在距今大约3万年前灭绝。若谈到是优越的适应性使早期现代人战胜尼安德特人生存下来，支持者势必大有人在。至于我们的祖先是否因为拥有了那些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才获得这种适应性的呢？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古人类的各分支中，我们是唯一存活至今的一支。而近年来的研究揭示出，我们的祖先曾经拥有的竞争者要比我们过去设想的更多。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说，在大约8万年前地球上还生活着至少5种古人类：智人，他们曾占据非洲；尼安德特人，他们曾占据了欧亚大陆西部；直立人（Homo erectus）也许仍有后代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绰号“霍比特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佛罗勒斯岛；新近才发现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他们似乎遍布于亚洲（《新科学家》，2011年8月2日号，34页）。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早期现代人比其他古人类拥有更多的与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科学家正在分析这些古人类的DNA序列——从目前的分析速度来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得到答案。
而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的现存灵长类动物极为罕见。德国维尔茨堡大学的学者克劳斯-彼得·李赫（Klaus-Peter Lesch）和他的同事们曾研究过负责编码血清素转运蛋白SERT（serotonin transporter protein，亦称“5-羟色胺转运蛋白（5-HTT）”，化学式为C10H12N2O——译者注）的基因。此前SERT已被证明与多种遗传性疾病有关。该基因负责调控血清素的运动，而血清素又与情绪紧密关联。该基因有“长”、“短”两种形态。每个人都会携带任意组合的两个SERT基因。其中那些拥有“长-长”组合的人似乎不易被低落情绪控制，而正相反，其他那些拥有“短-短”或者“短-长”组合的人更有可能患上抑郁症。李赫和他的同事们共研究了12种灵长类动物。他们发现，除了人类之外，只有另一种灵长类动物——恒河猴——体内有“短”款的SERT基因（《分子精神病学》，DOI: 10.1038/sj.mp.4001157）。李赫说：“那些携带一条短SERT基因的人或者恒河猴似乎更容易变得情绪失调，而情绪失调又往往与精神疾病密切相关。但是我们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观察不到这类情绪失调。”
精神疾病是一把双刃剑
尽管短SERT基因看似祸害无穷，它其实别有益处。“短SERT基因似乎与‘情绪反应’直接相关。对于一个拥有短SERT基因的人来说，若周围环境充满压力，其似乎更易患上抑郁；但是若周围环境良好健康，其通常会成就非凡，并且拥有绝佳的社交能力。”而短SERT基因带来的好处并不止于此。李赫说：“人类和恒河猴的一个共性是，他们几乎能在任何环境下生存下来。”而其他灵长类动物只能在特定环境下生息。他因此推测，那些与SERT基因相关的行为特性也许帮助了我们人类和恒河猴，以适应充满挑战的新环境。
这种适应性对5万年来几乎走遍世界的我们的祖先来说尤为重要。更有证据显示，只有那些在这近5万年来演化异常迅速的生物才拥有那种合成SERT的基因（见《一万年之大爆炸：文明是如何加速人类演化的》一书：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by Henry Harpending and Gregory Cochran, Basic Books, 2009）。基因分析揭示出，人类演化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加速过程也大大增加了另一种与精神障碍有关的基因突变的风险。这种基因协助控制多巴胺——一种与快感和成就感有关的神经递质。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种基因的一个突变体会编码一种名为“多巴胺受体D4”（Dopamine receptor D4，DRD4）的蛋白质，携带这种基因突变体（DRD4-7R）的人在过去和现在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增加。这些携带者们通常精力充沛，但也较易患上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然而在特殊群体里，比如有80%人口携带该基因的美国低地印第安人，这种高患病率也暗示着人们极其期许它所带来的精神力。正如李赫说：“过去，SERT基因和DRD4-7R所带来的一些特性在某些社会中曾受到极大尊敬。”
“举个例子：若统计具有ADHD相关症状的人在特定人群中所占的比例，我们会发现，在迁徙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更高。”与SERT基因类似，DRD4-7R可能既是福也是祸。一些研究人员将这类基因戏称为“兰花基因”——若悉心培育，携带者就会如虎添翼，难保不会成为人中龙凤；但若轻慢忽视，人格缺陷就会显露出来。如果史碧金斯的观点最终得到确证，那么其他更多的和发展障碍或精神疾病有关的基因也应当具有这种类似化身博士的“双重人格”。也许我们的祖先曾经从中受益，但是现代科学家却将这些异常头脑看作是洪水猛兽。“如今‘发疯’是个坏事。”惠特利说，“在西方主流社会，我们依旧将异己者视为病患……因此，我们也就失去了其隐性适应优势。”
也许，与其驱逐、隔绝那些拥有异常头脑的人，我们不如更加珍视他们。我的父亲一直相信，精神分裂在某些方面是有其益处的。如果那些像他一样拥有这种特殊智能的人曾经在过去，在我们演化的路上给予了我们帮助，也许，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依旧需要仰赖他们的异常智慧。如果说我们应该从演化中学到什么，那就是：人类只有接纳异己，才能生存繁荣。
——转自《科学松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