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泊船瓜洲》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深得后人激赏。据说他试过“到”“过”“入”“满”等十余字，才选定“绿”字。一个“绿”字，把形容词当做动词使，让青翠欲滴的江岸跃然纸上，春风吹拂的动感扑面而来。

这种词类活用的现象，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俯拾即是。诗词如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古文如《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范增数目项王”，《伤仲永》中的“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不胜枚举。

      无独有偶，在地球另一端的一位文豪莎士比亚的手中，这种转换词性的手法，同样被运用得炉火纯青。西方评论家把这种修辞手法称为“功能转 换”（functional shift）。譬如《仲夏夜之梦》中写到“the childing autumn, angry winter”（丰收的秋季、愤怒的冬季）,其中child本是名词，表示“儿童”，转义为“生产”，形容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再如《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一剧中写道“He words me girls，he words me”（他用话骗我 ，姑娘们，他用话骗我）。其中word本是表示“词语”的名词，这里也化作动词，形容巧言令色的行为。

      对莎士比亚语言风格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文学家。现在，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也加入到这文学赏析这件似乎有些风花雪月之事中来。英国班戈大学的心理学家纪尧姆·蒂埃里（Guillaume Thierry）、利物浦大学的英语学者菲利普·M·戴维斯（Philip M. Davis）等人合作的一项研究，就试着从脑科学的角度，分析莎士比亚这种 “功能转换”的写作手法。

      在实验中，被试将会读到两种句子。一种是莎翁有功能转换的原句，一种是把原句中词类活用的那个特殊的词替换成正常词性的词，但不改变原意。比如，莎翁有一句“I was not supposed to go there alone: you said you would companion me”（我本不应当独自去那里，你说过你会陪我一起），就是将本是名词的companion（伴侣）当做动词运用。而在改写的版本中， companion被换成原本就是动词的accompany（陪伴）。

      当被试阅读这些语句时，研究人员将一种名为脑电图描记仪的仪器记录下他们的脑电活动。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名为“事件相关电位”的方法。被试在被呈现一个刺激后，大脑会在一段时期后产生一个或正或负的电位变化。通过观测记录这个电位，就能窥视出大脑内部发生的种种活动。

      在句子理解领域中，当句子违反了语法时（如“猫老鼠吃”），大脑会在约600毫秒后产生一个正波，叫做“句法P600效应”；而句子违反了语义时（如“老鼠吃猫”），大脑会在约400毫秒后产生一个负波，叫做“语义N400效应”。因此，通过观察一个句子是否触发了N400或者P600反应，就可以推导出人们理解该句子的过程。

      这项研究发现，当人们阅读莎士比亚的原句时，大脑会产生“句法P600效应”，却不会产生“语义N400效应”。而阅读那些转写过来的对应的句子是，两种效应都不会产生。换句话说，莎翁这种“功能转换”的修辞手法，让读者感觉到与正常的语法不符合，但是却又不妨碍他们理解这个句子的意思。这种手法在不伤害传达意思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新奇性，唤起读者更多的注意力和认知水平，让阅读变得更有挑战性。

      当莎翁妙笔生花的时候，自然是不会想到，数百年后的今天，科学家们会用脑电图研究他的作品。用神经科学的方法分析文学，诸如这样类似的研究，隶属于一个方兴未已的交叉学科，名为“神经文学”。这片领域的新奇想法层出不穷，有的学者分析大脑哪些部分在感知处理诗歌的韵律，有的学者在分析人在阅读不同类型的文字时大脑活动的差异。

      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系的西蒙·蓝赛（Simon Lacey）和他的同事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他们在2012年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语言中的“隐喻”（metaphor）现象。例如“weighty matters”（重要的事物），用物理的重量比喻事态的严重。再如“头脑发热”一词，用温度的热比喻人心的急躁。

      而在文学作品中，隐喻更是比比皆是。《荷马史诗》中有一句“像知了坐在森林中的一棵树上，倾泻了百合花似的声音”，以视觉上的花朵形容声音的优美。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更是以隐喻闻名，他的《果戈里》开头就写到：“西服破得像狼群，脸像大理石。”

      中文文学亦从此中汲取养料，如张岱于《西湖七月半》中写下“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让荷花香气以触觉动人。秦观《浣溪沙》有一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将心理活动与物理上的属性联系起来。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心理上的愁苦情绪，仿佛绵绵长线，可“剪”可“理”，有异曲同工之妙。

      西蒙·蓝赛等人的这项研究，则专注于使用触觉的隐喻现象。他们让被试平躺在功能磁共振成像仪中，听两类句子，并记录下他们的脑部活动。

      一种句子包含了和触觉有关的隐喻。例如“The singer had a velvet voice”（歌手有着天鹅绒般的嗓音），以天鹅绒的丝滑形容歌声的优美。再如“That man is oily”（那个人很油滑），用油形容人的品质。

      另一种则是将前一类句子中和触觉有关的词语替换为普通但是意思接近的表达方式。例如前面两句就分别写作“The singer had a pleasing voice”（歌手有着优美的嗓音），“That man is untrustworthy”（那个人不值得信任）。

      当人们在感受材料的纹理时，位于大脑顶叶岛盖的感觉皮层有一部分区域会变得活跃。而这项实验发现，当人们在理解那些使用了触觉隐喻有关的句子时，相比于理解普通句子时，这部分感觉皮层同样更加活跃。

      也就是说，感受隐喻，不仅需要从语言本身入手，还要调动我们自身的感觉。这种多通道的交互认知，制造了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看来，借助文学，我们似乎可以真实地去跑，去跳，去听花香，去理思绪。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娜塔莉·菲利普斯（Natalie Phillips），研究18与19世纪文学。现在，她和斯坦福大学认知与神经生物成像中心合作的一项研究发现，文字具有一种让人身临其境的力量。

      研究者从当地的英语系研究生中招募来志愿者，让他们阅读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前两章。志愿者首先在实验室里一个较为舒适的环境下阅读小说的第一章，熟悉文本，沉浸在小说中。然后，他们便在核磁共振成像仪中阅读第二章，让研究人员观测他们的脑部活动。

      志愿者被要求用两种不同的方式阅读此书。一种是正常模式，就像闲暇时信手在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随意阅读，并享受这一过程；而另一种则是注意模式，像一名学者，带着批判性阅读。最后，研究者要求读者就他们他们在注意模式下阅读的部分写一篇评论。

      经过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却发现，人们在两种状况下阅读，有着不少差别。相比于需要批评的“注意模式”，当人们随意阅读小说时，不仅仅和愉悦、情感有关的脑区更加活跃，最有趣的莫过于，一些和空间、运动有关的区域也变得更加活跃。这似乎说明，简·奥斯汀的小说，似乎有一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力量，让读者情不自禁把自己放到小说中的环境中来。

      菲利普·M·戴维斯和他的合作者的一项新研究，则发现阅读文学作品会唤起我们之前的记忆。这项研究选择了威廉·华兹华斯、约翰·多恩、T·S·艾略特、菲利普•拉金等人的诗作。他们让实验的被试阅读两种版本的诗句。一种是原句，一种则是改写过后较直白和简单的版本。

      例如，他们选择了华兹华斯《露西》的最后四行：“She lived unknown and few could know, when Lucy ceased to be. But she is in her grave and oh, the difference to me.”（她生前不为人所知，死亦少人知晓；可她现已长眠地下，哦，我的世界改变了！）而改写的版本虽然没有改变原意，但平铺直叙：“She lived a lonely life in the country, and nobody seems to know or care, but now she is dead, and I feel her loss.”（她在乡下过着孤独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或者关心他，可她现在死了，我为她感到悲伤）

      诗歌化的语言的确有与众不同的力量。他们发现，在阅读诗歌时，不仅左半球关于语言处理的脑区更加活跃，右半球和自传体记忆和情感有关的区域也同样更加活跃。自传体记忆，指的是对个人生活事件的记忆。这似乎说明，阅读诗歌，不仅会让读者在情感和认知上更加投入，还会唤起他们对于过去的记忆，让他们不禁回首往事。

      《纽约时报》在提到用认知和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作品说，这将是人文学科中的“下一个里程碑”（Next Big Thing）。当然，正如神经科学本身一样，这门还在襁褓中的交叉学科，神经文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也许今后，文科生与理科生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把莎士比亚放进脑电图描记仪，把简·奥斯汀放进核磁共振成像仪，文学与科学互相滋养，让我们把往日的言语，咀嚼出另一番风味。

——摘自科学松鼠会